在近期的美國華盛頓郵報上，有一位署名 Julia Ross 的美國友人的文章。她於兩年前來台學習中文，在台北所遇到的垃圾分類與回收經驗，改變了她的環保意識，學會開始對地球負責。

原文請見：What I Picked Up About Trash in Taipei
摘譯：

當我兩年前計畫搬到台北時，從沒想過「垃圾」這回事。出發前的一個禮拜，我滿腦子都想著搬到國外會遇到的挑戰──找地方住、買手機，還有搞懂公車系統。我最擔心的還是整天上中文課，中文發音的四聲，書寫時複雜的橫、豎、撇、點、折，對老外而言實在很困難。

怪事伴隨著跨文化經驗而來：意外的挫折使人惱怒，根深蒂固的習慣受到挑戰，對我來說，丟垃圾就是其中之一。

在台灣這樣一個住了兩千三百萬人，距離中國只有一百英里的葉狀島上，處理垃圾可是件大事。我對此事的首次體認來自我在台北的房東，她幫我上了堂速成班，教我如何像本地人一樣丟垃圾：首先，到轉角的便利商店7-11買台北市專用垃圾袋，然後到附近巷子口等垃圾車，最後，親自把垃圾丟到垃圾車裡。

房東說，垃圾車到的時候有音樂，所以你一定會認得。我一聽就認出來了，他放的是單音版的貝多芬名曲，給愛莉絲。

有了音樂的幫助，我很快就知道該在何時何地倒垃圾。但搞懂資源回收的系統可麻煩多了。在台灣，資源回收車通常跟在垃圾車後面，但他們只在特定幾天出現，而且只收特定物品。根據嚴格的處理程序，塑膠瓶和塑膠袋要分開處理，平面類回收資源（例如保麗龍餐具和紙製便當盒）只有週一與週五回收。如果你在錯誤的時間提著一捆報紙，你會聽到清潔人員的抱怨，老外裝無辜也沒用。

等垃圾車是台灣最生動的社區經驗。許多個傍晚，我看見夜市小吃攤老闆手提一大桶蛋殼，跟便利商店店員聊天，旁邊站著一群交換廚房用具的菲傭，活像週日早上的跳蚤市場。拾荒者迫不及待地收集厚紙板與報紙，希望能多賣點錢。里長也會出來吹哨子保持交通秩序。

人行道旁倒垃圾的經驗是我認識台灣廢棄物處理體系的開端，市府環保單位員工與市民各司其職，使這個體系運作順暢。看著這個城市井然有序的垃圾分類，我慚愧面對多年來半吊子的垃圾分類經驗，並暗自立誓以後要更努力。我感覺自己跟這些在都市運輸體系與大學的清潔人員站在同一陣線上，每天仔細地檢查捷運站與大學校園裡的垃圾桶，尋找鋁罐等回收資源。我也相當欽佩美食街的工作人員，他們總是在我找到垃圾桶之前（事實上也沒垃圾桶），就迅速地將桌上的速食包裝紙與餐具收走。

此外，有些房東好管閒事，同時又要處理房客垃圾。我有個美國朋友搬進了台北的一間公寓，因為房東太太看到了他的垃圾後，痛罵他吃太多糖果而不吃水果，把這可憐的美國人嚇呆了。隔天，這個美國朋友羞愧地買了一袋橘子，希望房東太太能看到他放在垃圾最頂端的橘子皮。

我的台灣朋友告訴我，十年前，台北市人行道上常有大量腐臭的垃圾，當時根本不可能想像今天的整潔景致。這必須歸功於垃圾費隨袋徵收制度有效減少垃圾量，以及嚴格的資源回收制度發揮效果。這些改變創造了更乾淨的市容。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些制度在這個民主制度仍在紮根的地方，燃起了公民的責任意識。當台灣致力於打造發展中的代議政治體系，他們也打造出乾淨的環境。這個得來不易的結果顯然非常值得稱許。

回到美國，我們聊「碳抵銷」話題來消磨無聊的長程飛行（我到台灣之前根本還沒聽過這玩意兒），過去一年來綠色意識的宣揚看似得到很大的進展。但在我回到美國的這三個月來，美國的消費型態比以前更旺盛，資源回收的機會跟以前一樣半吊子。減少「碳足跡」是對抗全球暖化的時髦方式，但為何不從減少昨晚外帶所產生的垃圾做起？

在我來台灣之前，我是個懶散的環保主義者，我願意回收酒瓶與報紙，選擇紙袋而不用塑膠袋，但如果會造成我的不便，我就不願意再多盡一點心力。現在，找藉口不再那麼容易。生活在一個必須用我所買，必須回收每個優格杯與果汁罐的地方，讓我感受到乾淨街道在公民社會裡的價值，也讓我體認，我對我消費的每項物品都有責任。這一課跟學中文一樣有價值。